惩治网暴 维护公众安全感秩序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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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

  编者按

  近日,公安部新闻发布会透露,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,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以博取关注、吸粉引流为目的编造网络谣言案件1000余起,关停或禁言造谣传谣网络账号10000余个。而在此之前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发布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、国家网信办发布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,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国家机关密集出手,反映出网络暴力治理的迫切性。网络暴力如何演变而来?为何愈演愈烈?法如何能够“责众”?本版予以关注。

  周末早晨醒来,许琛(化名)顺手打开微博刷刷,瞬间被多得超乎寻常的转发、评论数吓清醒了,“第一反应就是,我是不是被网暴了”。好在只是因为她给某个微博大V的评论引起了网友的共鸣。“这次是激赞,没准儿下次就是辱骂。”许琛说。

  相信这是现在很多人使用社交媒体时的共同感受——随时都可能遭受大量来自陌生人的网络暴力。

  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《社会蓝皮书》显示,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.89%。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2022年6月发布的《网络暴力现象治理报告》指出,伴随网络环境的变化,网暴的发生存在场景呈现不断泛化的发展态势。

  1.网暴事件数量急速上升

  如果对我国网络暴力事件溯源,往往以2006年“女子踩高跟鞋虐猫事件”为开端。相关视频和图片在网上出现,引起了数万网民的强烈谴责。不到6天的时间,虐猫者、贩卖视频者和发布视频网站的注册者就被网友锁定了真实身份。当事人随即受到了大量线上以及延伸至线下的泄愤行为,生活被彻底颠覆。

  网络暴力首次进入司法程序则是在2008年。2007年年末,北京一女白领因怀疑丈夫王某有婚外情,写下“死亡博客”后跳楼身亡。王某随即收到各种骚扰、恐吓和谩骂。

  此后王某以侵犯其隐私权和名誉权,将三家刊登了博客内容的网站诉至法院。该案的二审判决如今看来非常有启示性。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的《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》整理,二审法院判决认为,王某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标准,应受到批评和谴责。但这种批评谴责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,不应披露宣扬其隐私,否则构成侵权。

惩治网暴 维护公众安全感秩序感

新华社发

  “网络暴力常脱胎于未经证实或者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,以当事人社会性死亡为直接结果,还常以网友对当事人进行线下滋扰、导致其失去工作和生活安宁为结局。”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欣回顾,2009年微博诞生,2011年微信出现,两微一端开始成为网络生态的新型结构与面貌,加之2016年开始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线,舆论场的结构与生态发生了实质性改变,与之相伴,网络暴力的问题越发严重。

 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李华君等学者统计,2013年至2015年间我国网络暴力事件数量急速上升,增长率为267%,遭受网络暴力的人群主要分为政府官员、企业高层、社会公知人物及普通大众四类。其中社会公知人物遭受的网络暴力最为严重,占比54%。而在2022年,澎湃复数实验室对311个网络暴力事件的分析则显示,网暴对象超四成是普通公众。更受关注的明星、网络主播等公众人物,已不是最主要的网暴受害者。

  2018年德阳医生夫妇与一初中生在泳池里发生冲突后,陷入了舆论旋涡;2022年4月,上海女子被指责给外卖员200元感谢金太少,受到持续辱骂;2022年7月,郑灵华在爷爷病床前分享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喜讯,因留着粉色长发遭遇网暴;2023年5月,一名武汉小学生在校内被老师开车撞倒身亡,其母亲因容貌衣着饱受非议。最后,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因无力承受而自杀身亡。

  “如果说传统的网络暴力还是有‘正义批判’追究机制的因子在,那么如今的网络暴力更多表现为‘不分青红皂白’的情绪宣泄。通过网暴他人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,表达自己的不满。”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发布的《网络暴力现象治理报告》中如是总结。

  2.网络暴力是世界性治理难题

  “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,从人性的角度讲不是新鲜事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说,但是技术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。